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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价彩礼是重要的民生问题，已经引发一系列社会后果。2023年2月13日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指出，要“扎实开展高价彩礼、大操大办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”。自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以来，国家就对彩礼问题予以高度关注，相继出台相关文件，充分说明治理农村地区彩礼问题的重要性与紧迫性。治理高价彩礼既是乡村振兴的现实需要，也是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要前提。
■ 靳小怡
2023年2月13日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指出，要“扎实开展高价彩礼、大操大办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”。自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以来，国家就对彩礼问题予以高度关注，相继出台相关文件，充分说明治理农村地区彩礼问题的重要性与紧迫性。治理高价彩礼既是乡村振兴的现实需要，也是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要前提。
高价彩礼后果严重，国家治理势在必行
高价彩礼是重要的民生问题，已经引发一系列社会后果，不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和人口社会可持续发展。高价彩礼并不意味着女性地位的提升，也不能保证婚姻的幸福，它带来的是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“普遍受损”。
首先，由于男女比例失调，女性成为婚姻市场的稀缺资源，高价彩礼有诱发“拐卖妇女”的可能，有兄弟的女性往往成为“换婚”的牺牲品，女性权益进一步受到侵害。
其次，遭受过成婚困难的已婚男性由于难以支付高价彩礼，往往经媒人介绍，从经济发展更为滞后的外省娶妻。其妻子年龄明显较小，婚后发生婚姻暴力的概率较高、婚姻满意度较差。
再次，部分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具有被迫性、聚集性和脆弱性三大特征，高价彩礼致使一些家庭“因婚致贫、因婚返贫”，高价彩礼引发“骗婚”的现象在欠发达的农村地区频发，给大龄未婚男性及其老年父母以及社区发展均带来不利影响。
最后，近十年来，高价彩礼影响了农村的初婚年龄。不但使30岁以上的“晚婚”现象增加，成为农村男性成婚难的主因，还致使19岁以下的“早婚”现象增多，这是农村男性尽早抢夺稀缺的可婚配女性人口的策略，也是男性婚姻挤压加重的直接表现，对农村婚姻的稳定性与生育率产生负面影响。
高价彩礼成因复杂，决定了治理的艰巨性
高价彩礼问题的成因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。
第一，人口性别失衡带来的男性婚姻挤压是直接原因。我国人口性别失衡的主要诱因是长期偏高的出生性别比，随着1980年以后出生的过剩男性人口逐步进入婚姻市场，婚姻挤压的累积效应日益凸显。传统“女性向上匹配”的婚配模式带来“自西向东、从农村到城市”的女性婚姻迁移。因此男性婚姻挤压高度集中在以中西部为主的欠发达农村地区。近年来，彩礼问题在这些地区愈演愈烈，正是男性婚姻挤压日趋严峻的集中体现。
第二，父系家族制度与嫁娶婚姻模式是根源性原因。“单系偏重”的父系家族制度与嫁娶婚姻模式是彩礼存续的根源性原因。“单系偏重”以父系、父权、从夫居为主要表现形式，决定了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从属地位，这在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农村是比较突出的问题，也是“重男轻女”“男孩偏好”和“天价彩礼”盛行的共同诱因。所谓“嫁出去的女儿，泼出去的水”，这种“买断”和“交割”成为男方向女方父母进行经济补偿的基本逻辑，并在男性婚姻挤压条件下抬升“新娘价格”。加之，农村地区父母普遍存在“不孝有三、无后为大”“延续香火”等观念，这种“父辈责任”和社会习俗在家庭社区层面进一步助推彩礼攀升。
第三，市场化加重消费主义与攀比心理，婚姻被过度物化。随着农民物质生活条件的明显改善，利益至上的“交换观念”也在农村婚嫁习俗中打上了烙印，劳动致富与超前消费为彩礼上涨提供了可能。在社会关系相对稳定、以“熟人社会”为特征的农村社区，文化风俗对彩礼影响较大，受到攀比心理影响，村民往往将高价彩礼与“有面子”画上等号，将彩礼金额与家族的社会地位、经济实力联系起来，认为较高的彩礼才显得新娘有身价、娘家有地位。
最后，城镇化、现代化重塑农村代际关系，分家提前进一步抬升男方婚姻花费。随着城市化进程推进，大量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深深影响着农村传统的代际关系，适婚青年个体意识凸显，夫妻关系重要性上升，老年父母地位下降，彻底改变了传统农村的大家庭居住模式，结婚时即与男方父母分开居住成为主流，婚房成为很多地区成婚的先决条件，再加上物价房价上涨等因素，进一步推动彩礼的上涨与货币化。
对症下药，进行常态化的综合治理
根据2018年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“百村调查”数据，我们对11省的农村男性婚姻花费进行全面分析，基于彩礼、婚房、婚礼、谢媒费等多项指标，发现当代中国农村男性婚姻成本的类型特征存在“西部偏彩礼、东部偏婚房”的明显地区差异，说明高价彩礼是西部农村男性成婚难的主要原因、男性婚姻挤压更严重，而东部农村男性结婚花费高的症结在于婚房。因此，仅就彩礼而言，治理的重点和难点在西部，但就目前各类婚姻花费在城乡同时攀升的现实境况而言，治理的内容和人群应更多元，解决年轻人因过高婚姻花费而结婚难的问题。
高价彩礼及其他婚姻花费不断攀升的成因复杂，其治理应是综合性的。目前的治理手段主要从彩礼婚宴数额的规定入手，多面向未婚女性及丈母娘，短期内可以治标，但从长期来看则难以治本，需要与乡村振兴战略、妇女权益保护与发展等工作相结合，进行常态化的综合治理。
其一，减少教育与就业的性别歧视、充分发挥妇女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，切实提高妇女地位。性别不平等是催生高价彩礼的温床，通过提升女性受教育水平、就业质量和经济独立性，建立性别平等意识，不把婚姻幸福寄托在男方给予的高价彩礼上。
其二，宣传倡导“爱情是婚姻基础”的婚恋观，以具体实例说明“高价彩礼换不来幸福婚姻”，引导适婚青年树立“提升个人能力”“家业自己创”的奋斗观。
其三，面向社区和中老年父母进行移风易俗观念宣传，淡化“帮助儿子成婚才算尽父母责任”“养儿才能防老”的传统观念，加强社会养老保障，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，避免因结婚而过度“啃老”的现象。
其四，加大对中西部农村地区的资源投入，缩小地区城乡差距，提升农村人口教育水平与职业保障，增加个人收入，提高婚姻支付能力，切实提升人民生活质量。
其五，与生育友好型政策对接，建立一揽子的家庭友好型政策，加大房地产市场监管力度，为新婚夫妻购买首套房提供更多福利。
最后，结合当地文化与经济实行精准施策。由于省际乃至不同县域的经济发展差异大，地理与人文环境千差万别，对彩礼的治理应深入不同地区科学调研，因地制宜地制定能被当地大多数群众接受的规章制度。
（作者为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）